类型：网络 分类：新聞公報
发布日期： 2022-08-03 08:18:00
是將其作為衡量科學產出質量
和學術評價的標準
2022年6月28日，科學界關註的2021年期刊影響因子發佈。雖然早有預料，新冠疫情催化下影響因子的“膨脹”會繼續，但多傢期刊影響因子的“暴漲”仍令人吃驚。四大醫學期刊的影響因子幾乎比去年翻瞭2~3倍，《柳葉刀》更是以202.731的超高影響因子“沖到”榜單第二。254 個研究類別、114 個國傢和地區的 21000 多種期刊中，共有七種的影響因子首次“破百”。
這些數字在兩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以《柳葉刀》為例，新冠疫情前，其影響因子每年漲幅在10%~15%。2020年，《柳葉刀》影響因子的漲幅超過瞭30%，2021年更是“坐上瞭火箭”，漲幅達到155.58%。2021年，三大頂刊《自然》《科學》和《細胞》影響因子的漲幅分別達到瞭30%、33%和61%。
科睿唯安是影響因子的發佈者，每年基於旗下的Web of Science數據庫，發佈《期刊引證報告》。Web of Science總編輯、編輯副總裁南迪塔·誇德裡博士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今年有65% 的期刊影響因子有所增加，其中一些增長非常顯著，這與疫情帶來的相關文獻“超高引用”有關。“新冠大流行影響瞭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反映在多個學科的文獻中，不僅僅是在醫學、生物醫學和公衛領域。”她說。
一場瘋狂的“下註”
決定影響因子高低的關鍵因素是期刊文章的引用數。如果仔細看《期刊引證報告2022》，可以發現幾乎所有影響因子“大躍進”的期刊，其單篇引用數最高的文章都與新冠有關。
《柳葉刀》的數據顯示，位居引用榜首的論文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臨床特征》，引用數高達6478，該期刊此前歷年單篇最高引用數一般都不超過1000。其他高引文章涉及新冠死亡患者的臨床研究、病毒起源、流行病學特征等。《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前八高引文章都是新冠主題，《科學》雜志前十高引文章中，有九篇關於新冠。一般來說，單篇文章上百次的引用數已經算很高，上千則算“超高”。
比利時根特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伊夫·法辛指出，疫情特殊“激發”下，對新冠文章的“爆炸式引用”，對期刊影響因子產生的影響是“破壞性的”。他發現，尤其對一些影響因子很小的專門雜志而言，通過發表大量新冠文章可以在短時間內提高整本雜志的引用次數，大幅提高其影響因子。
創立於1997年的《醫學病毒學雜志》，直到 2019 年，該雜志還沒有一篇文章在發表第一年的引用次數超過26次。但2021 年的榜單中，一篇最高引文章達到瞭627次引用，7篇論文被引用超過250次，均與新冠有關。2021年，該雜志影響因子達到瞭20.693，較一年前增長789.2%。
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對大部分期刊而言，95%以上文章隻有個位或十位數引用，也就是說，不同文章對期刊影響因子的“貢獻率”差異很大。
自影響因子1975年誕生以來，其算法就沒變過。以兩年為數據收集窗口期，計算的是總引用數與總出版項目數之間的比值。例如，某期刊2021年影響因子，為該期刊前兩年發表的所有項目在2021年收到的引用總數，除以2019年和2020年在期刊上發表的全部“可引用項目”數。換言之，這是一個引用的平均值。
倫敦大學學院藥理學榮休教授大衛·科爾庫洪一直致力於批評影響因子均值算法的不合理。他在2018年發表的《挑戰影響因子“霸權”》一文中指出，《自然》1999年發表的858篇論文的引用數據顯示，16%的文章“貢獻”瞭整本雜志幾乎一半的引用數。另一項更新的研究表明，2016年被索引的大多數期刊中，約70%論文引用次數低於平均水平。“也就是說，影響因子目前的計算方式並不能真實反映期刊的整體水平。”科爾庫洪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多年來，很多科學傢都對影響因子算法提出批評，一些專傢建議不再計算均值，而改成中位數或幾何平均數，另一些則嘗試尋找一些替代指標。
Web of Science數據顯示，到2020年底，已有7萬篇關於新冠的科學論文發表。與疫苗競賽一樣，學術期刊也縮短瞭審稿周期，加快瞭出版進度，這些都讓論文的引用量空前增加。另外，值得註意的一點是，2021年影響因子數據顯示，即使在醫學和生物醫學以外的領域，大多數期刊都有一篇或多篇高引文章關於新冠疫情，比如封鎖政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供應鏈中斷如何影響農業等。
長期關註影響因子演變的德國呂貝克大學社會神經科學實驗室教授弗裡德·保羅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都將研究方向轉向新冠，他們試圖獲得更高關註和更多科研資金，對新冠研究的資助規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期刊也知道發表“與新冠相關的一切”可以提高影響因子。
2018年，保羅斯和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心理科學系妮可·克魯茲、呂貝克大學社會神經科學實驗室教授索倫·克拉赫共同發表瞭論文《影響因子謬論》。論文作者保羅斯等人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回復中提及當下“新冠研究熱”，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這是期刊在下註。”保羅斯等人認為，影響因子就是期刊的“貨幣”，影響因子越高，期刊未來幾年的投稿就越多，經濟收益和認可度也就越大。
中國的學術期刊《細胞研究》（Cell Research）創辦於1990年，由中科院主管、中科院分子細胞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和中國細胞生物學學會共同主辦。近年來，其影響因子一直在躍升，2021年達到瞭46.297，比2020年的影響因子翻瞭近一番，位居國內期刊首位，也在亞洲生命科學領域期刊中奪魁，被稱為“國產期刊之光”。
《細胞研究》主編李黨生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今年，期刊影響因子大幅提高得益於新冠論文的“超高引用”貢獻，尤其是在2020年發表的論文，其引用次數會比其他論文高很多。但在“新冠熱”下，期刊並沒有刻意去多發表與新冠相關的文章，而是註重平衡，在發表標準上和其他論文一視同仁。2020~2021年，《細胞研究》發表的新冠文章占整本雜志的25%~30%上下。
李黨生解釋，疫情以來，《細胞研究》對新冠論文的接收基線實際上在不斷提高，比如在2020年初，期刊發表的第一篇新冠論文“非常簡單”，是關於在細胞上做抗病毒藥物篩選，但考慮到當時“大量東西是未知的”，文章發表有利於增加科學界對新冠的理解。到後期，隨著各種動物模型、臨床試驗的跟進，期刊收稿標準也從“一個簡單的發現”進化到“有重大突破性進展”，“這種動態調整，要求我們對研究的整體形勢有非常準確的判斷和恰如其分的把握。”他說。
“玩法”還有很多
除瞭引用分佈不均外，另一個最常被詬病的算法缺陷指向“分母和分子間的不平衡”。文獻計量學傢、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舒非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影響因子統計的是一個期刊在兩年內收到的所有引用數。但最大的問題是，這些引用數針對的是期刊上所有類型出版物，除瞭論文、綜述，還包括社論、新聞、科學通訊等。前者稱為“可引用項目”，後者稱為“不可引項目”。計算影響因子公式的分母隻納入前者，分子兩者都計入。“為什麼《自然》和《科學》的引用數那麼高，因為很多引用來自雜志發表的新聞和通訊。”
舒非指出，影響因子算法是一個1970年代的公式，在1970至1990年代，期刊很少發通訊、新聞這類文章。而現在從整體來看，期刊發表的“可引項目”和“非可引項目”大約各占一半。
另外，蒙特利爾大學信息科學教授文森特·拉裡維埃批評，影響因子計算是基於兩年的引用窗口，並不適用於所有學科。不同學科論文到達引用峰值的周期不同。例如，生物醫學論文在發表後8年內平均累積瞭50%的引用，而社會科學研究則至少需要13年。美國著名記者、新聞編輯、“撤稿觀察”網站創始人伊萬·奧蘭斯基還發現，對影響因子的追求可能讓一些期刊延遲撤稿。根據“撤稿觀察”網站的統計，論文平均撤稿周期約為三年。
多位教授指出，期刊進行影響因子“遊戲”的最主要方式，是在審稿建議中要求投稿作者增加對期刊內文章的自引。近年來，由於對期刊“自引率”識別力度加大，一些期刊轉向更隱晦的“互引”，“關系緊密”的期刊組成“互引聯盟”。
佐治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國傢經濟研究局研究助理保拉·斯蒂芬曾擔任《科學》審稿編輯委員會成員，她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由於這種潛規則的存在，即使在期刊沒有“要求”情況下，很多作者也會在投稿前“主動”增加自引以滿足審稿人的“期望”。2019年，《自然》調查瞭4300名研究人員，當被問到“是否因為同行評審壓力而在論文中引用多餘的研究？”時，66%的人回答“是”。
在一項2016年的期刊大規模研究中，研究人員提出瞭一個衡量期刊“自引”程度的指標，即“影響因子自引偏向”（下簡稱“偏向值”），如果該數值大於1，則說明期刊影響因子受到自引“不正常”影響，數字越大，受自引影響越大。2005年後的十年，期刊自引變得愈發普遍，“這與過去十年中人們對影響因子的日益癡迷現象吻合”。此外，該研究還發現，在2010年以後，“偏向值”高於3的生命科學領域期刊數量幾乎是物理領域的兩倍。
多年來，影響因子發佈者一直嘗試“識別”出期刊的“非正常自引”，比如在期刊影響因子旁列出“排除自引後的影響因子”數字，以作對比；或者對於“自引率”過高的期刊進行警告，更嚴重者，會將它們從影響因子發佈列表中剔除，2020年，由於發現瞭“異常引文行為”，科睿唯安一下子“除名”瞭33種期刊。從這年起，還開始關註影響因子計算過程中分子過大的情況。
近年來，論文發表有兩個新趨勢，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期刊會在正式出版前，將經過同行評審的文章先放到線上供讀者進行“早期訪問”；另一方面，新冠疫情重壓下，出於對快速發表的迫切需求，沒有經同行評審就直接發表的預印本文章在2020年後迎來大爆發。據《自然》統計，2020 年發表的新冠文章中有3萬多篇是預印本，占新冠研究論文總數的17%~30%。
2020年起，早期訪問文章的引用數被納入影響因子統計。科睿唯安數據顯示，2020 年到 2021 年，早期訪問文章數量增加瞭56%，為2021年的影響因子計算貢獻瞭近300萬次引用。保羅斯很快發現，一些期刊會推遲文章正式發表的時間，讓它們在網上獲得盡可能多的引用積累，這些引用隻計入分子，隻有當文章在期刊上正式發表後，該項目才會被計入分母。
保羅斯等人則指出，預印本文章由於未經同行評審，因此不計入影響因子計算，但期刊編輯會傾向於發表預印本網站上引用量高的內容，形成一種發表“偏見”。這種偏見下，社交媒體上的所謂大V教授就更具優勢，他們可以在同行評審和文章正式發表前將文章分享到各類社交平臺上，增加論文的流量。
“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
保羅斯認為，對影響因子“最大的濫用”是將它作為衡量科學產出質量和學術評價的標準。
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始人尤金·加菲爾德最初設計影響因子，是為瞭給圖書館訂閱期刊“做出建議”，通過使用平均引用率對期刊進行排名，可以提示圖書館哪些期刊獲得瞭更多讀者。“影響因子是一種期刊指標，而非旨在評估研究人員。”誇德裡博士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將其用於評估科研人員是“不恰當和不負責任的”。“這就像測量一個人的身高，不去單獨測量他們每個個體，而是測量平均身高，這毫無意義。”拉裡維埃說。
1980年代起，世界各國對於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激勵措施越來越普遍。英國1986年率先采用瞭“研究評估考核”，根據考核結果給大學分配科研資金，而考核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在期刊上發表論文。中國研究機構從1990年開始為學者發表國際論文“按篇計價”，而且將獎金數額與文章所在期刊的的影響因子直接掛鉤，影響因子越高的期刊，獎金越多。
舒非等人在2017年一項研究中統計瞭中國100所大學1999~2016年間科研獎勵政策，他發現，在《自然》和《科學》兩個頂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平均獎金從2008年的2.6萬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4.38萬美元。Web of Science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 2013 年，中國發表的國際論文數量增長瞭17倍，從 1.3萬篇上升到23.2萬篇。
原《科學》審稿編輯委員會成員保拉·斯蒂芬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大學越來越關註影響因子，部分原因是它們在大學排名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反過來，為瞭獲得更高的大學排名，大學會在教授招聘和晉升決策中越來越強調影響因子。
美國著名生物化學傢、原美國國傢科學院院長佈魯斯·阿爾伯茨曾在2009~2013 年間擔任《科學》雜志主編。他在2013年發表的《影響因子扭曲》一文中指出，影響因子帶來的“最具破壞性的後果”，是“誘導”研究人員轉向更容易發表文章或產生高引用的研究領域，而抑制他們想要從事“高風險”或有潛在開拓性研究的欲望。由於急於發表論文，導致論文質量不高，這可以解釋當下科學的“可重復性危機”，“在已發表的生物醫學論文中有大量的研究結果不可重復。”
2012年12月，150多名科學傢和數十個科學組織、資助機構以及包括《科學》在內的期刊共同簽署瞭《舊金山研究評估宣言》，該宣言倡議，不再使用影響因子來評估個體科學傢的學術成果，大學和研究機構也不再將其作為教授聘用、晉升或科研資助分配的決策要素。
歐盟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一直在推動“學術評估系統改革”，2022年6月10日，歐盟理事會通過瞭改革草案並於7月20日發佈瞭協議的最終文本。根據協議，新的評估系統應主要基於定性判斷，以同行評審為核心，同時可以適當“負責任地使用”定量指標作為支撐。協議還建議，新的評估系統要涵蓋更廣泛的研究成果，而不僅僅是期刊論文，比如預印本、調查報告、軟件、數據包、專利等，避免在學術評估中使用各類國際排名。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梳理部分歐美大學的招聘和晉升政策，發現仍會經常見到如下要求：“列出有多少篇影響因子5以上的期刊文章”；“必須在影響因子前50%的期刊發文”；“持續在有高影響力的期刊上發文”等。
保羅斯指出，在歐洲，大學癡迷於用影響因子來評估科學成果的高峰大約出現在十年前，近年來隨著政策變化，這一趨勢已經有所減緩，“但它仍在那裡，沒有消失。”保羅斯說。
在中國，學術評價改革也在進行。2020年7月，科技部、國傢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文明確要求“不將論文發表數量、影響因子與獎勵獎金掛鉤”。當年11月，教育部和科技部又聯合發文，規定“取消直接依據SCI論文相關指標對個人和院系的獎勵，避免功利導向”。但舒非指出，“脫鉤”新政發佈後，一些學校不再以現金方式給予論文獎勵，而是進行隱性“掛鉤”，比如將論文發表折換成與工資相關的分數作為績效的一部分在年底發放，“這並沒有改變中國當下的科研生態。”
多位教授指出，評估任何科學研究成果，都需要認真閱讀文章，努力理解並重視其結果的可重復性，“很難想象哪一種措施可以真正實現這些目標又不付出太大的成本，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保羅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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