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网络 分类：新聞公報
发布日期： 2022-07-29 08:18:00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師琰 倫敦報道
“與命運共舞的人不會等著別人安排出場，他們覺得自己該出場瞭就會出場。”
安德魯·羅伯茨在他的《丘吉爾傳》中，用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為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首相入主唐寧街十號做瞭最佳鋪墊。
這個英國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七月，想做“丘吉爾第二”的約翰遜被近60位政府要員辭職颶風逼退，英國下議院裡的358名保守黨議員經過兩周多輪投票，為6700萬英國人挑選出唐寧街新主的兩位最終候選人——42歲的印度裔前財相蘇納克（Rishi Sunak）和47歲的三朝元老、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
他倆從總共11名希望取代約翰遜的候選者中脫穎而出，上周三以來一直忙於唇槍舌劍展開激烈辯論，證明自己而非對方才是管理這個國傢的最佳人選。8月5日，發給保守黨黨員的選票將寄出，隻占英國選民總數0.3%的他們將決定誰是獲勝者，並於9月5日揭曉結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英國明年將成為七國集團中增長最慢的國傢，2023年經濟增長率將降至0.5%，遠低於4月份預測的1.2%。當然，這並非英國要單獨面對的困境，IMF警告世界“可能很快就會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邊緣搖搖欲墜”。
6月份英國通脹率從9.1%升至9.4%的40年新高。該國當前面臨的是經濟增長最慢、通脹率最高的致命組合，而人們的生活水平正在以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最快速度下降。
面對沉重的生活成本危機和無法跟上通脹的加薪幅度，7月27日，與資方談判無果的兩大鐵路工會開始新一輪大罷工，隻有約一半火車線路的五分之一班次維持服務，這可能會影響到28日開始的伯明翰英聯邦運動會，而下個月會有更多罷工行動。
兩大焦點：生活成本危機與何時減稅
7月26日晚的第二場電視辯論直播進行到一半，卻戲劇性地中斷瞭。
這場電視直播本身也堪稱戲劇性，兩位事先擬定的直播主持人，是《太陽報》政治編輯科爾（Harry Cole）和Talk TV的政治編輯麥肯（Kate McCann）。不料，科爾在當天直播前新冠檢測呈陽性，被迫退出主持，他也是現任首相約翰遜第三任妻子西蒙茨（Carrie Symonds）的前男友。
一身幹練紅西裝、獨自迎戰的麥肯在特拉斯正回答她有關烏克蘭問題時，突然意外昏厥倒地。在直播鏡頭關閉前一臉驚愕的特拉斯，成為27日各大報頭版的偏愛。
特拉斯在傳統媒體上的風頭蓋過蘇納克，這也符合目前的民調結果，甚至博彩公司開出的投註賠率也如出一轍。
但實際上鹿死誰手還不好說，因為競選黨領袖並不需要說服全體選民，這是保守黨內部事務，隻要說服那大約16萬名保守黨黨員就夠瞭。
隻有每年繳費25英鎊的保守黨黨員才擁有最終發言權。與其他人口相比，他們通常年齡更大、更多白人、也更多中產階級。
按照倫敦瑪麗女王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爾（Tim Bale）的調研，63%的保守黨員是男性；他們中76%支持脫歐；56%住在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80%屬於被稱為ABC1的最高社會經濟群體，每20人中就有1人年收入超過10萬英鎊。
“能夠選擇下一任首相的人遠遠不是全體選民的代表。”貝爾說。
在這場保守黨權力之爭中，人們既看到瞭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1名候選人中有6人是少數族裔，也看到瞭前所未有的尖銳黨內分歧。
當這種分歧落在兩位最後對手身上時，似乎不可避免地造成瞭不那麼友善的人身攻擊。這讓25日晚英國廣播公司主辦的首場辯論劍拔弩張，兩人的立場遠不像是曾在同一內閣共事的同事，兩位牛津校友都急於給對方的戰略貼上“道德錯誤”的標簽，蘇納克還數次打斷他絕不願茍同的特拉斯的講話，以至於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得允許對面的女士說完話。
蘇納克的基本立場有三：一是在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前，推遲減稅；二是明年將繼續把公司稅從19%提高到25%；三是對公共部門薪酬漲幅采取堅韌立場，避免工資價格螺旋式上升。
特拉斯則提出價值300億英鎊的減稅計劃；承諾不提高公司稅，舉債更多，引入緊急預算；並扭轉蘇納克在擔任財相時推出的國民保險（NI）上漲計劃。
蘇納克稱自己的做法才是負責任地謹慎處理國傢財政，特拉斯的做法將使得保守黨“絕對沒有機會”贏得下一次選舉；而特拉斯指責蘇納克的政策將稅收提高到“70年來最高稅率”，會讓英國競爭力降低，並將經濟推向衰退。
在這場激烈的電視辯論中，唯一溫情時刻是特拉斯表示，她願意與蘇納克合作；蘇納克也客氣地回應，如果她贏瞭，他願意接受一份（內閣）工作。
然而，辯論塵埃尚未落定。特拉斯的發言人就說：“蘇納克今晚證明他不適合擔任公職……他咄咄逼人的解釋和大喊大叫的私立學校行為是絕望的，不適當的，是給工黨的禮物。”
實際上，在工黨領袖斯塔默（Keir Starmer）看來，似乎兩位候選人都是禮物。他表明，不會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的經濟承諾——蘇納克直到幾周前還在管理經濟，卻表現得好像他剛從月球上下來、意識到一切有多糟糕一樣；而特拉斯在下議院裡對每次增稅議案都投瞭贊成票，所以她現在說的話“真的沒有任何可信度”。
斯塔默將他倆稱作是“這個國傢陷入困境的建築師”。“我真的不認為在失敗12年後，我們需要的答案是另一位保守黨領導人。”他說。
可隻要大選還沒開始，在野黨的存在感也僅限於此瞭。
蘇納克的“U”型轉彎
就在稅收問題已成為兩位保守黨領袖競爭者之間公認的明確分界線之後，讓人震驚的是，蘇納克卻突然掉頭。
在周二晚這場中途夭折的直播辯論中，蘇納克意外宣佈，他若上臺，將自10月份取消能源賬單一年增值稅，相當於每戶減負160英鎊，以幫助民眾解決生活成本危機。
要知道，在此之前，這位前財相一直據理力爭優先事項是要應對通脹，在通脹得到控制之前絕不會減稅。
蘇納克的支持者稱該政策預計耗資43億英鎊，和特拉斯高達300億英鎊的減稅計劃比起來花費少得多，而且是一次性措施，不會對公共財政產生持久影響。
但減稅就是減稅，這些似乎不足以為他的政策“大轉彎”辯護。
蘇納克為何急轉彎？一是民調支持率落後的壓力，二是生活成本大幅上漲的壓力。
按照民調機構YouGov對保守黨黨員的調查顯示，在第一輪電視直播辯論後，50%的人認為特拉斯表現更好，認為蘇納克表現更好的人隻占39%。在處理生活成本危機的問題上，有55%的人看好特拉斯的做法，支持蘇納克的是34%。
此前另一項保守黨黨員的民調顯示，特拉斯是49%受訪者的首選保守黨領袖，選擇蘇納克的占31%，還有15%的人回答不知道，6%的人打算棄權，排除後兩類人，特拉斯對蘇納克的領先優勢達到24個百分點。
蘇納克要贏得唐寧街十號的鑰匙，就必須盡快縮短與特拉斯的支持率差距。
面對飆升的能源賬單，蘇納克在財相任上時，宣佈向每戶傢庭給予400英鎊的能源賬單補貼，最脆弱的貧困傢庭將得到1200英鎊。但隨著近幾日天然氣價格再度上漲，26日的最新估計顯示，到今年10月份能源價格上限將達到3244英鎊，人們越來越一致認為，即將上任的首相需要采取更多行動，幫助人們應對付不起的能源賬單。
除瞭臨時減免增值稅，蘇納克還宣佈會收緊福利規則，並鼓勵進口商使用荷蘭和丹麥的港口，減少英國對法國港口的依賴。
蘇納克信奉印度教，父母都是印度人，早年從東非來到英國，父親是一名全科醫生，母親經營著自己的藥房，屬於妥妥的中產階層。
他1980年出生於南安普敦，從昂貴的溫徹斯特公學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和經濟。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時，他遇到瞭妻子Akshata Murthy，她的父親是印度排名第六的億萬富翁、IT服務巨頭Infosys的聯合創始人Narayana Murthy。他早年做過高盛的分析師，後來成為兩傢對沖基金的合夥人。
蘇納克雖是政壇新秀，卻頗受器重。2015年成為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在特雷莎·梅政府中擔任初級部長，2019年7月，約翰遜上臺後將他晉升為財政部首席國務大臣，次年2月，時任財相賈維德在與首相府的沖突中辭職，39歲的蘇納克遂被約翰遜直接擢升財相。
在應對新冠疫情中慷慨推出價值3500億英鎊的多項支持政策為蘇納克迎來諸多贊譽，但批評者也質疑這位用著上百英鎊水杯、穿著三千英鎊定制西裝、腳蹬普拉達皮鞋視察的億萬富翁女婿是否真正洞悉民間疾苦——瞭解那些陷入困境的傢庭所面臨的生活成本緊縮規模。
他妻子的稅務事務也曾在今年4月一度成為媒體焦點，為瞭緩解丈夫的政治壓力，她宣佈開始為自己的海外收入繳納英國稅。
對那些約翰遜的鐵桿支持者來說，由蘇納克辭職引起的連鎖反應，也讓他打上瞭不可原諒的“背叛者”標簽。
特拉斯：第三代“鐵娘子”？
曾執政15年的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無疑是保守黨最重要的精神領袖之一，也是兩位候選人爭相靠攏的標桿。
蘇納克稱自己將撒切爾主義體現在他引入推動增長的整套改革方案中。他還表示，撒切爾夫人在降低稅收之前“控制瞭通貨膨脹”，他將以她為榜樣。
正在爭取成為英國第三位女首相的特拉斯則在接受采訪時抱怨：“女性政治傢總是被比作撒切爾，而男性政治傢卻不能被比作希思（Edward Heath），這非常令人沮喪。”
希思在1974年礦工罷工潮導致的提前大選中灰溜溜下臺，次年又被撒切爾夫人取代瞭保守黨領袖，從此鬱鬱終生。
盡管嘴上這麼說，媒體都註意到瞭特拉斯今年以來不止一次穿著與撒切爾夫人風格非常相似的服裝，以至於不再認為這純屬巧合；而且在談及外交政策時，這位外交大臣的語氣似乎也越來越“撒切爾”。
1975年出生於牛津的特拉斯並非那種傳統的保守黨人士。她的數學教授父親和護士母親早年都屬於熱心政治的“工黨左翼”。特拉斯從一所北方公立中學去瞭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和經濟學。作為牛津大學自由民主黨主席，她宣稱贊成廢除君主制，畢業那年她轉而加入保守黨。
畢業後，她曾在大公司任會計師，並與財務總監丈夫育有兩個孩子。
她的政治生涯早期經歷瞭與一位資深保守黨議員婚外情曝光造成的挫敗，在連續兩屆大選競選議員失敗後，2010年，時任保守黨領袖卡梅倫將來自北方的特拉斯列入優先候選人名單，她在西南諾福克的本黨安全席位順利進入下議院，2012年9月任教育部次官，2014年升任環境和食品大臣。
2016年，特拉斯成為特雷莎·梅內閣司法大臣；次年成為財政部首席秘書；2019年約翰遜上臺後，她被任命為國際貿易大臣，負責開展脫歐後與各國雙邊貿易協議談判；2021年，阿富汗撤軍危機中在希臘曬太陽誤事的拉佈被調任司法大臣，她接任瞭外交大臣職務。
盡管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留歐，但特拉斯在公投後開始擁抱脫歐的結果。作為外交大臣，特拉斯在與歐盟就《北愛爾蘭議定書》的分歧和俄烏沖突中都展現瞭強硬風格。
撒切爾夫人當年與工會作鬥爭的精神顯然也鼓舞著特拉斯。27日，她發誓要停止工會的“好戰行動”，稱她上臺後會把支持罷工行動的投票最低門檻提高，並將所需的通知期增加一倍，從兩周改為四周。她還打算在首相任期的頭30天內對關鍵國傢基礎設施引入最低服務水平的法律，這將限制教師、郵政工人和能源部門的罷工行動。
“我們需要采取強硬果斷的行動來限制工會癱瘓我們經濟的能力，”她說，“我將盡我所能，確保工會的激進行動不再削弱辛勤工作的人所依賴的重要服務。”
而領導鐵路罷工行動的英國鐵路運輸業工會（RMT）秘書長林奇（Mick Lynch）也將矛頭對準特拉斯，呼籲工會會員要反擊保守黨政府有意打壓工會的行動。
“特拉斯提議在英國將有效的工會運動定為非法，並剝奪勞動人民的關鍵民主權利，”林奇說，“如果這些提案成為法律，將對整個工會運動產生最大的阻力。”
除瞭鐵路工人將於8月18日和20日再罷工兩天，實際上整個公共服務部門各領域工會組織基本都在考慮采取更廣泛的罷工行動。上周，數千名皇傢郵政工人投票決定在8月份罷工。本月早些時候，英格蘭和威爾士大律師舉行瞭為期五天的罷工。
在一個工黨支持者為主的論壇上，充滿瞭對特拉斯試圖“破壞工會”的憤怒：
“指責工會破壞經濟是戈培爾式的謊言。她是否忘記瞭2008年是誰削弱瞭經濟，誰首先拿著乞討救助碗，在這個過程中破壞瞭公共財政？”
“針對這些公共服務的12年緊縮措施對削弱關鍵服務的影響遠遠大於偶爾的罷工。”
……
9歲時，特拉斯在學校演出的戲劇中成功扮演瞭撒切爾夫人。昨天剛過完47歲生日的她，能否在現實的政治舞臺上，也真正成為“鐵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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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殷之光：流水的英國首相，鐵打的“英美特殊關系”（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國駐英大使官邸舉行瞭一場小型宴會。時任美國駐英大使、商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針對英國退歐做瞭一段簡短的即興發言。
發言中，伍德先是對英國“莫名其妙地就切斷瞭跟自己最大貿易夥伴的一切聯系”表示不解，“什麼樣的國傢會幹這種事情？”伍德不客氣地問道。在場的英國賓客們都感到瞭些許的不適，畢竟在外交場合，一名大使這麼不客氣地抨擊駐任國，實屬不尋常。
伍德問出瞭這個問題之後，停頓瞭一下，吊足瞭在場聽眾的胃口。“我們會這麼幹！我們這麼幹過！美國就會這麼幹！你們做瞭一件非常美國的事情。你們把信仰托付給瞭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自由（liberty）。”
相比他的美國駐英大使頭銜，羅伯特·“伍德”·約翰遜的另一個身份可能更廣為人知，他全名是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是美國醫藥與醫療器械巨頭強生集團創始人羅伯特·伍德·約翰遜一世的曾孫、強生傢族巨大財富的第四代繼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樣，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四世對英美聯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個全球性的霸權秩序表示出瞭極大熱情。隻是相比19世紀中後期那種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2022-07-29 的人更樂意用“英美特殊關系”來表達這種特殊的紐帶。對其信仰者而言，這種兩國聯手治理天下的美夢，是實現“自由”與“繁榮”的唯一“文明”途徑。
出席瞭2019年那場宴會的人裡，有一位出生於英國西南小鎮托基（Torquay）的保守黨女議員佩妮·莫當特（Penny Mordaunt）。她後來出版瞭一本題為《更加偉大：風暴之後的不列顛》的小書。在開頭的序言中，她生動地描述瞭這次聚會的場景，並評論道：“相較於我們各自的鄰國而言，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共同點要多的多。……盡管我們中間隔著一個大洋，我們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國首相約翰遜辭職後，佩妮·莫當特這個名字變得更加出名。作為保守黨接替首相職位的候選人之一，她是諸多候選人中最受保守黨普通黨員歡迎的一位。不過，在剛剛結束的第五輪投票中，莫當特不敵外交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輪均領先的情況下，第五輪被特拉斯反超，獲得105票位居第三，無緣終決選。
2022-07-29 的觀察傢們，通常會用“英美特殊關系”來描述這種紐帶感情。實際上，早在1946年3月開啟全球冷戰對抗的“鐵幕”演講中，丘吉爾便用瞭“特殊關系”（special relationship）這個字眼。他強調，“說英語的人民之間那種兄弟般的聯合”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徑。丘吉爾所說的這種充滿殖民帝國種族主義味道的“兄弟”情誼，當時並未引起太多美國方面的共鳴。
畢竟，在二戰之後全球巨大變局的背景下，美國人相信，未來的時代將會是一個“美國世紀”。在這個“美國世紀”裡，與英國分享霸權，並承擔英帝國全球殖民帝國分崩離析的歷史負擔，這絕不是一個合算買賣。戰後的美國，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物質基礎上，似乎都為制霸全球做好瞭準備。在丘吉爾冷戰演講時，美國塑造戰後全球秩序的工具箱裡，就已經有瞭一件核心武器，即通過1944年《佈萊頓森林協定》確立的美元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有瞭世界銀行、有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新成立的聯合國也基本在美國的巨大影響和掌握之下。同時，諸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馬歇爾計劃、關貿總協定（GATT）等在軍事、內政、經貿等方面深度綁定亞歐與美國關系，確立美國在歐亞霸權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說，1941年簽署《大西洋憲章》時，美國希望向全球推廣羅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還僅僅停留在“理想”階段的話，那麼隨著日本與德國的戰敗，歐洲其他19世紀霸權國傢的衰敗，美國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經做好瞭充分的準備。距離它成為真正的現實還缺少一個更為原始的驅動力——一個強大的敵人。
霸權的世界秩序觀依賴兩個簡單但卻必要的結構力量：理想與敵人。這種二元論的秩序觀通過對敵人的恐慌，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最大規模調動；通過對未來藍圖命定論式的描述，讓人們相信自身所經歷的困境與苦難，都僅僅是“暫時”的。這樣，個體就不僅成為瞭具有執行能力、可被“操縱”的機器，也可以從這個過程中，獲得“超越自我”的神聖體驗，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最為理想的工具。
隨著二戰結束，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很快便被諸如喬治·凱南等一些期待建設美國全球霸權秩序的戰略傢們樹立為“自由和平”的敵人。而來自丘吉爾的鐵幕演講，進一步促成瞭華盛頓政府的態度。雖然，此時的華盛頓對丘吉爾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聯合”興趣不大，但鐵幕演講中所描繪的那種包含瞭西歐國傢的“自由世界”聯合，與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美國世紀”理想、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對“西方世界”團結的認識、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爾（Rexford Tugwell）將羅斯福“新政”推廣至全球的追求，產生瞭極大共鳴。
雖然，二戰之後的美國無意讓英國通過“英美特殊關系”來搭自己全球霸權擴張的便車，為舊有的以英國為中心的“共榮聯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權續命。但是，無論是在亨利·魯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爾，還是喬治·凱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間的團結都是這種秩序的核心基石。維系這一關系的，除瞭帶有新教情懷的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精神之外，對許多政客而言，是否為這種“特殊關系”賦予實質性內容，則是霸權競爭、消長過程中，以利益為中心的選擇結果。
在1940年法國投降前，當時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還就是否邀請美國參戰一事猶豫不定。就在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達·張伯倫透露過對美國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讓美國人為我們戰鬥”，因為美國參戰並取得勝利之後，英國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他的繼任者丘吉爾，雖然在法國投降後非常積極地希望美國加入戰爭，但同樣也不希望英帝國將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全球貿易的優勢拱手讓給美國。就在這種相互猜忌，但卻難以分離的糾結關系下，英美主導簽訂瞭1941年《大西洋憲章》，勾勒瞭戰後以兩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對於美國而言，這種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這個沒什麼歷史負擔的字眼來概括。但對英國而言，“新”的國際秩序則像是20世紀初英國霸權主導下的“英聯邦”的擴展版。因為這種“自由國際主義”提供的秩序理想，幾乎復刻瞭“共榮聯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貿易”“憲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圖景。
從精神本質上來看，無論是19世紀的英帝國、還是20世紀初的“共榮聯邦”亦或1940年代之後的“自由國際主義”，都是同一個資產階級世界帝國的不同外衣。但是，在全球霸權的具體實踐上，這種秩序理想依托的霸權中心隨著二戰的發展，從英國最終轉移到瞭美國。並且，在此過程中，一個19世紀不憚於用“帝國”來作為驕傲自稱的全球霸權秩序，隨著二戰後民族獨立浪潮、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規模興起，而不得不將自身隱藏在一套更加精細、更具“普遍性”的制度設計之中。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帝國”重新變為對敵人的蔑稱，而“帝國主義”則悄然躲藏在瞭這套精細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設計背後。
在二戰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英國舊帝國霸權的衰落讓不少人相信，帝國時代業已終結。然而，反觀這段歷史，越來越多人也開始發現，現實更像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帝國”中心在進行著轉移，並在這一過程中將自己隱藏在一系列幹涉行動、代理人戰爭、經濟援助、貿易協定背後。隨著20世紀末，蘇聯及其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舊殖民資本主義帝國形式上的徹底瓦解，完成瞭中心轉移的霸權開始迅速露出瞭它的獠牙。對英國而言，盎格魯-美利堅的“特殊關系”又站到瞭前臺，作為精神橋梁，更是作為呼吸機，把垂死英國的生命搭在瞭美國霸權的機體之上。
1999年，就在科索沃危機的當口，當時英國首相托尼·佈萊爾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Chicago）上的講話中，通過頌揚自由幹涉主義、美國全球領導權，再次將“英美特殊關系”推到瞭歷史前臺，並將其描繪為全球謀求“民主與人權”鬥爭的錨點。
而對美國來說，二戰之後那些遮遮掩掩用來掩蓋美國全球霸權的國際制度設計，隨著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這一“敵人”的解體而變成瞭累贅。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者們開始鼓吹一個以“全球化”為名的變革。改革聯合國、謀求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銀行、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獲取更大主導地位等等，都是這一“全球化”包含的訴求。
與此同時，美國的外交智囊們，也開始以“新現實主義”為名，強調一個霸權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此時，美國出現的霸權中心秩序觀，更樂意描繪權力間合作維持既有秩序的可能性；強調世界和平秩序必須由霸權或幾個霸權、甚至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來達成。
一個霸權衰落而空出的位置，必然會由另一個霸權來替代。而霸權交替則必然會伴隨著戰爭。雖然美國的新現實主義者們用“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這個術語替代瞭充滿負面含義的“霸權”，但毫無疑問這種“和平”幾乎就是19世紀歐洲“權力平衡”結構的翻版。和平可以暫時存在於幾個強權國傢之間，而在更大世界范圍內，則全然延續著19世紀強權國傢宰制其他國傢的不平等秩序。而且，在這種霸權平衡的和平秩序中，美國毫無疑問通過其強大軍事實力、美元的霸權地位、以及對市場的操縱能力扮演著“體系中的霸權”角色。而“英美特殊關系”以及以此為中心向G7國傢的擴展，則成瞭這種國際合作機制必不可少的裝點。
2008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這種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秩序埋下瞭自我毀滅的種子。同時，在自由幹涉主義名義下，美國在南聯盟、索馬裡、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利比亞等歐亞非大陸各個角落進行的耗費巨大的軍事行動，也逐漸將美國推上瞭一條英帝國霸權晚期的道路。與此同時，中國在二戰後既有國際體系內的堅強崛起，也更讓美國對自己一手構建、本以用來隱藏帝國的全球機制產生瞭強烈不滿。因此，中國也成為霸權者維護全球野心過程中，尋找到的一個新的、但卻截然不同的敵人。
進入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便通過退群、破壞國際規則等手段，開始試圖重新架設一個穩定的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作為盎格魯-美利堅自由主義全球霸權的“搭便車”者，英國也在這一“英美特殊關系”的奇怪關系中越走越遠。2016年的退歐，雖然顯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不失為這種捆綁關系的合理結果。
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脫離歐盟，雙方進入11個月的過渡期；並於該年底，英歐領導人簽署脫歐貿易協議。資料圖來自AP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歐洲重新回到瞭戰爭恐慌之下。戰爭就像是歐洲的痼疾，在資本主義全球霸權野心的驅逐下，每隔數十年，便重回大地。英國面對戰爭的積極拱火態度，也更充分地展現出對這個已經衰落的霸權中心國傢而言，“英美特殊關系”是它續命的神藥。經由這“英美特殊關系”一種族中心的橋梁，在大西洋彼岸的亞歐大陸的最西端，放下一個“同種同源”、包含“兄弟”情誼的同盟，也是美國為自身霸權續命，維持對歐亞戰略影響的必要手段。這種由霸權本身發展而決定的關系，會因歷史局勢的變遷而在臺前幕後不斷出入，但卻永遠不會消失。
與之相比，2022年英國首相約翰遜的辭職，僅僅是一場保守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之後無論是哪位候選人接替首相職位，都不會對既有的局面形成任何有意義的影響。更不會對中英關系的現有形勢，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霸權的特點在於它永遠需要一個敵人。在與敵人的競爭過程中，霸權完成其自身理論普遍性的自我確證。正如鄧小平在1974年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說到的，霸權關系“不是你壓到我，就是我壓倒你”。而恰是這種霸權競爭，為霸權本身“設置瞭對立面”。在這份講稿的官方英文譯稿中，“對立面”被恰如其分地翻譯為“antithesis”。的確，霸權本身包含瞭自身的反題。而這個反題，就是“各國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這個解放，不僅包含瞭形式上的政治獨立，更重要的是在平等互助與獨立自主原則下，完成經濟、文化、社會的徹底解放，從帝國主義的霸權秩序中脫離出來，走出一條屬於亞非拉、屬於被壓迫者真正的自主、互助、平等道路。
霸權的反題是解放，這反應瞭毛澤東於1970年代形成的“第三世界”認識。在1970年6月19日接見索馬裡代表團時，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並提出，“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他們去搞他們的大三角、大四角、大兩角好瞭。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可以看到，無論是單極、兩極、還是多極平衡的秩序觀，本質上都是“想控制人傢的國傢”，在強權宰制之下“講平等、講自由”。而就不同意圖謀求解放的第三世界國傢“講平等，就不肯讓你們自由、讓我們自由”。毛澤東這種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能走大國沙文主義道路的秩序觀，到瞭1974年2月會見卡翁達時，更具體地形成瞭2022-07-29 我們所熟知的“三個世界”表述。
1970年代的中、美、蘇“大三角”敘事，與2022-07-29 美國學界與媒體不斷嘗試強加於我們的“中美新冷戰”“修昔底德陷阱”等敘事異曲同工，無外乎是霸權中心主義對反霸權實踐的話語規訓。而從第三世界出發，平等的內涵則更為豐富。它與合作相互並存，包含瞭謀求發展與建設現代化國傢的任務，也傳遞瞭經濟與文化獨立的訴求，同時還強調瞭謀求國際之間實質民主秩序的重要意義。
這一系列在第三世界、在全體被霸權壓迫的國傢與人民自主反抗進程中展現的訴求與認識，可以用“解放”來概括。這便是對第三世界主權平等觀的準確說明。用萬隆會議的表述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經濟、文化與政治的系統性“去殖民”。霸權力量與霸權格局的消亡，才是人真正自由的到來，也是這種解放的最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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