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网络 分类：新聞公報
发布日期： 2022-06-28 08:18:00
俄烏沖突已經延續瞭三個月有餘，它不僅對國際體系、世界秩序以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產生瞭嚴重沖擊，也對全球各大地緣板塊和政治力量重組產生瞭深刻影響。其原因在於俄烏沖突並非俄烏雙方簡單的沖突，背後還有俄美歐之間的復雜角力和博弈，特別是美國不僅利用俄烏沖突削弱俄羅斯、消耗歐洲，還力圖通過俄烏沖突鞏固、調整和重組其全球盟友體系，進而使俄烏沖突成為修復和延續美國霸權的特殊平臺。
盡管俄烏沖突對歐亞大陸各地緣板塊的力量重組產生瞭重要影響，但其中也有許多耐人尋味之處。其中一個突出表現是除歐洲和亞太傳統意義上的美國西方盟友外，中東、中亞、南亞等發展中國傢地區的美國盟友並未唯美國馬首是瞻，以至有印度強烈表達對西方不滿的特立獨行，以及沙特、阿聯酋領導人拒接美國總統拜登電話的任性之舉。從這種意義上說，俄烏沖突無疑讓世界更加看清瞭霸權相對衰落的美國，以及日趨失去道義優勢和力量優勢並日趨收縮的西方。就俄烏沖突對中東的影響來看，俄烏沖突並未對中東國際關系和力量重組產生顛覆性影響。相反，地區國際關系似乎少有地出現瞭日益自主發展的氣象，這無疑與美俄歐傳統大國力量對中東影響更趨衰落，特別是美國為轉向大國競爭而從中東戰略收縮密切相關。但這並不意味著俄烏沖突對中東影響較為有限，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價格上漲和糧食危機對中東產生瞭更深刻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對中東最深刻的挑戰在於對中東國傢內部治理和發展轉型的考驗，特別是糧食危機風險較高的國傢與此前爆發兩波“阿拉伯之春”的國傢幾乎重合，進而使中東是否會因俄烏沖突蝴蝶效應發生第三波“阿拉伯之春”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之一。因此，本文僅就俄烏沖突對中東地區格局、國傢治理與國傢的影響等問題略作分析。
中東國傢的反應和政策選擇折射美俄在中東的影響力
在俄烏沖突之初，中東國傢對俄烏沖突的反應特別是對俄羅斯的立場，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頭小中間大”，即強烈支持和反對俄羅斯的國傢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國傢處於表面上反應不一、但實際上中立的中間陣營。
強烈支持俄羅斯的國傢隻有近年來得到俄大力支持和保護的敘利亞，強烈反對俄羅斯的隻有有過伊拉克入侵切膚之痛、並被美國“解放”的科威特，但這兩個國傢的影響都十分有限。其他國傢雖態度不一，或同一國傢在聯合國的不同投票中前後有所變化，但在本質上基本上屬於中立陣營。雖有部分國傢也譴責俄羅斯，但並不願意參加美國和西方發起的對俄制裁。
伴隨俄烏沖突的演進，中東國傢特別是美國盟友面臨的壓力加大，其中既有美國要求直接參與對抗和制裁俄羅斯的壓力，也有要求在能源領域配合對俄制裁的壓力，但中東國傢乃至美國盟友並未出現“一邊倒”加入美對俄制裁的情況，在美俄之間保持相對平衡成為中東國傢政策選擇的主要特征，甚至有些國傢敢於自行其是或與美進行博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盟友國傢對美國的離心傾向，以及借俄烏沖突向美國要價的自主意識和利益導向。
土耳其作為擁有北約成員國身份的美國盟友，基本上是完全按照自身利益展開外交攻勢
，包括對俄烏的高調外交斡旋，在俄烏、美俄之間保持平衡，違背美歐意志反對芬蘭、瑞典加入北約，要求西方滿足土耳其在庫爾德等問題上利益，都是其外交自主和國傢利益導向的體現。
沙特、阿聯酋等油氣大國本就對拜登政府因也門問題減少對其支持和軍售強烈不滿，因此對在能源增產問題上配合美國對俄制裁並不情願，甚至有媒體傳出兩國領導人拒接拜登電話之舉，直到最近才在美國壓力下在“OPEC+”機制內同意增產，起碼沒有簡單、直接聽命於美國的要求，並且背後肯定也拿到瞭美國不少利益承諾。
以色列對俄烏沖突的反應同樣十分微妙。無論是烏克蘭，還是美國，都對以色列提出瞭對烏進行軍事技術支持的要求，以色列也曾有一定的動搖，但終於在俄羅斯的壓力下未對烏提供支持，原因之一在於以色列深知在敘以邊境安全方面俄羅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甚至這種局部安全是美國所無法保障的。
伊朗作為美國的敵對國傢，其反應和行為選擇同樣耐人尋味。伊朗當前最大的訴求是達成伊核協議，使伊朗擺脫制裁以緩解其日趨嚴峻的經濟困境，但俄烏沖突顯然已對伊核協議談判產生嚴重消極影響。其核心癥結是美國不斷變臉，一方面強調把由於烏克蘭問題針對俄羅斯的制裁與伊核問題脫鉤，但另一方面又以種種借口拖延伊核談判。在此背景下，在伊核協議談判以及其他中東事務中倚重俄羅斯的伊朗，同樣無法得罪俄羅斯。最近一段時間，伊朗不斷向美歐傳遞信息，即伊朗可以在當前特殊背景下部分滿足歐洲的油氣需求，但同時表示，即使西方與伊朗達成伊核協議，德黑蘭方面也不打算與俄羅斯在石油市場上競爭。伊朗的表態充分反映瞭它處在美俄博弈夾縫中的無奈。總之，中東國傢對俄烏沖突的立場和行為，在本質上是美俄在中東影響力的反應，即“阿拉伯之春”十餘年來美國中東霸權相對衰落，俄羅斯影響相對上升的力量格局。
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除繼續減少對中東的戰略投入相對明確外，並無宏大的中東戰略，主要包括為減少中東對美戰略掣肘而進行的政策調整，如啟動重返伊核協議維也納談判，為也門內戰等熱點問題降溫，減少和壓縮對沙特、阿聯酋等盟友的軍事支持，重提解決巴以問題的“兩國方案”，以及不計後果地從阿富汗災難性地撤軍。
迄今為止，拜登的中東政策可謂乏善可陳。伊核協議談判美伊雙方各持己見，談判繼續僵持、裹足不前；也門各方雖簽署和解協議但流血沖突依然不止、政治過渡前景黯淡；巴以雙方依然我行我素、沖突不斷，“兩國方案”前景更加渺茫；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區主要盟友對美國不滿持續上升，言行上更加敢於對美“任性”；美國不斷減少對埃及等轉型國傢的援助和支持，已無力關註和影響其發展方向。再來看俄羅斯在中東的影響，盡管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影響一落千丈，但自俄羅斯總統普京執政以來，俄對中東的影響持續上升，特別是俄借敘利亞危機和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不斷重返中東，且在能源、安全、經貿、軍售等領域與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中東國傢開展全面合作，並成為土耳其、伊朗乃至沙特、以色列等中東地區大國借重的對象。當然，受國力影響，俄羅斯也缺乏全面重返中東、主導中東事務的能力和意願，俄烏沖突也將繼續削弱其在中東的影響。從未來發展趨勢而言，俄烏沖突後，域外大國對中東的影響可能呈現出美歐俄等傳統力量影響繼續下降，中國、印度、日本等東方國傢繼續上升的態勢，而地區國傢特別是地區大國的外交戰略和對外行為的自主性、平衡性也將繼續加強，這或許是俄烏沖突對中東的有利影響。
俄烏沖突消極影響考驗中東發展轉型和國傢治理能力
就俄烏沖突對中東國傢內部發展的影響而言，最突出地表現為能源價格上升和糧食危機風險對中東國傢的考驗。
首先，能源價格上升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並存。
能源價格上升對不同國傢影響不同，對擴大能源生產國近期財政收入乃至國際地位有重大積極意義，但對中長期的經濟多元化有可能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受西方制裁和市場恐慌情緒影響，國際油氣價格不斷上漲，油價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油價上漲固然有助於增加沙特等海灣國傢的油氣收入，改善其財政狀況，同時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但油價上漲對海灣阿拉伯國傢推進“後石油時代”發展願景等長期發展戰略，無疑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眾所周知，海灣國傢近年來都提出瞭推動經濟多元化的發展規劃，如沙特阿拉伯《2030願景》、阿聯酋《2071百年規劃》、阿曼《2040願景》、科威特《2035願景》、《卡塔爾2030願景》，其內在動力是近十餘年來油價持續下跌、傳統石油地租經濟陷入困境。即使如此，經濟多元化在海灣能源國傢內部仍面臨巨大阻力，而俄烏沖突帶來的油氣價格上漲無疑在一定時期內會減輕海灣國傢的財政壓力，進而削弱經濟多元化的動力。
從更大范圍看，油價上漲給多數中東非能源生產國帶來的則是更大的壓力和經濟困境。一方面，油價上漲使中東的能源消費國不得不為購買高價能源買單，使其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更加窘迫；另一方面，能源價格上升導致運輸成本上升，又會導致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企，進而加劇糧食危機。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至今，全球小麥價格與原油價格趨勢基本保持正相關態勢，因為全球油價主要通過運輸成本影響糧食價格，特別是對於那些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傢。
其次，糧食危機風險陡增考驗轉型國傢的治理能力，中東爆發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的風險持續上升。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俄烏分別是世界第一和第五大小麥出口國。兩國合計分別占全球大麥、小麥和玉米供應的19%、14%和4%，占全球谷物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受俄烏沖突以及新冠疫情、能源價格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糧食價格目前處於自199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全世界約有8.87億人正面臨糧食不安全問題，每個月還將會有數千萬人加入這一群體的行列。如果無法填補缺口，最依賴俄羅斯與烏克蘭糧食進口的欠發達國傢的民生甚至政治穩定都將受到很大影響。2022年3月的一份報告顯示，整個阿拉伯世界對俄烏兩國小麥的進口依賴程度超過50%，其中俄羅斯為34.4%、烏克蘭為15.9%。俄烏沖突爆發後，基於本國糧食安全考慮，俄烏兩國先後下令禁止糧食出口，阿拉伯世界的糧食安全頓時成為一個緊迫問題。曾經因取消食品補貼和通貨膨脹發生“大餅革命”的中東國傢，特別是受到前兩波“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埃及、突尼斯、也門、敘利亞、蘇丹、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傢，以及經濟困境不斷加劇的伊朗，都有因糧食危機發生大規模民眾抗議，進而引發政治動蕩的風險。
突尼斯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首發地，盡管曾因其和平過渡以及教俗和解被視為阿拉伯國傢政治轉型僅存的果實，但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始終未能得到徹底解決。
2021年7月25日，突尼斯全國多地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政府抗擊新冠疫情不力，總統賽義德以此為由解除總理職務、暫停議會活動，使突尼斯的政治危機再次凸顯。突尼斯糧食進口本來就存在嚴重隱患，2019年以來由於缺乏金融穩定，突尼斯政府不能以信貸進口糧食，必須通過現金支付。俄烏沖突導致的糧食價格上漲無疑會進一步加劇突尼斯糧食進口的資金困難和糧食進口困難。
例如，2022年3月，由於資金耗盡，融資尚沒到位，突尼斯谷物辦公室未能就5月的小麥進口達成協議，由此可見其困難迫在眉睫的程度。
埃及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重災區，2011年以來兩次發生政權更迭。自2013年總統塞西執政以來，采取多種措施致力於安全與發展，但其政治基礎依然脆弱，而俄烏沖突使得埃及的糧食危機風險不斷上升，再次對塞西政府構成嚴峻考驗。目前埃及每年自產約1000萬噸小麥，但每年需求高達1800萬噸，需要進口800萬噸，其中80%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埃及通脹危機加劇，物價整體上漲超過20%，食品價格上漲超過25%。 埃及總理馬德佈利今年4月中旬曾表示，俄烏沖突所造成的物價上漲已經給埃及造成1300億埃鎊（約合70億美元）的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可能會高達3350億埃鎊（約合180億美元）。蘇丹是受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沖擊最為嚴重的國傢之一。自2019年4月蘇丹軍方廢黜執政30年的巴希爾政權，並先後成立過渡軍事委員會和過渡政府（蘇丹主權委員會）以來，蘇丹反對派和民眾抗議持續不斷。2021年10月，蘇丹軍方扣押主權委員會和過渡政府部分官員，蘇丹再次成立新的過渡政府。目前蘇丹的政治危機仍遠未結束，隨著俄烏沖突爆發後糧食價格飆升，蘇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無疑將進一步加劇。因為蘇丹90%以上的小麥進口來自俄烏兩國，目前蘇丹農貿市場的小麥價格每噸高達6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180%。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到今年9月，蘇丹將有超過1800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安全問題，比2021年增加近一倍。黎巴嫩近幾年來深陷政治、經濟、社會和安全多重危機之中，俄烏沖突導致的糧食危機更令黎巴嫩雪上加霜，有輿論甚至認為黎巴嫩已瀕臨政治崩潰的邊緣。俄烏沖突前的黎巴嫩便已受多重因素影響而陷入糧食危機。2020年8月4日發生的貝魯特大爆炸，除造成200多人死亡和7000多人受傷的嚴重損失外，還炸毀瞭黎巴嫩最大的糧倉，並使糧食碼頭嚴重受損，其中1.5萬噸谷物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使黎巴嫩損失瞭約85%的糧食庫存。過去幾年中，黎巴嫩糧食價格持續飆升，截至2021年7月，黎巴嫩面包價格一年之內上調瞭7次。黎巴嫩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糧食進口的依賴度高達80%，因此俄烏沖突無疑將進一步加劇黎巴嫩的糧食危機以及社會的全面危機。
目前，黎巴嫩已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和通脹危機。自1997年黎鎊采取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後，黎鎊和美元的匯率曾長期維持在1美元兌換1500黎鎊的水平，但由於經濟低迷，目前已貶值到約3萬黎鎊換1美元。世界銀行2021年6月發佈的黎巴嫩經濟監測報告顯示，黎巴嫩GDP總量已經從2018年的550億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330億美元，跌幅達到40%。由此可見，糧食危機與其他危機疊加很有可能導致黎巴嫩的系統性危機，並引發政治動蕩。
總之，“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地區國傢的轉型困難與新冠疫情危機疊加，已經使多數中東國傢面臨嚴峻的發展困境，而俄烏沖突加劇的糧食危機進一步加劇瞭中東國傢特別是轉型阿拉伯國傢的經濟社會危機，並推高瞭其政治風險。如果把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等綜合指標作為評價依據，當今的阿拉伯國傢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長期動蕩的國傢如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第二類是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沖擊的國傢如蘇丹、阿爾及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第三類是處於政治經濟轉型關鍵期的國傢如埃及和突尼斯；第四類是面臨轉型壓力的國傢如沙特等海灣國傢。在這幾類國傢中，前三類國傢幾乎都面臨程度不等的糧食危機風險，也足見阿拉伯國傢在維護糧食安全方面的沉重壓力。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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